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。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，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，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。韩愈（768—826），字退之，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河阳（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）人，祖籍河北昌黎，世称韩昌黎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，今天我们能看到他作的很多散文，从碑帖中能看见他的书法：一直以来学界对柳宗元的研究大多侧重在文学和思想体系方面，对于其书法的研究几乎空缺。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遮蔽了其书法上的贡献。仅存的《龙城石刻》又一直存在争议。不能看到全貌实属一大遗憾！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世称苏东坡、苏仙。汉族，北宋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省眉山市）人，祖籍河北栾城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。苏轼大名，举国皆知，本文不作累述。世人说：“门下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。”但在父子三人中，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，胜过苏洵和苏辙。“一门父子三词客，千古文章四大家。苏轼，可算是整个宋朝写字最厉害的一个人，可是，他的字没有王羲之的随意，颜真卿的工整，张旭的洒脱。乍一看，他写的字怎这么“丑”呢？苏轼就说了，我这个字很特殊啊，颜真卿那个叫颜体，柳公权的叫柳体，我这个字呢，叫石压蛤蟆体!苏轼是善于调侃嘲弄自己的，人人都在炫耀自己书法俊美的时候，他确说自己的书法是“石压蛤蟆体”，是被石头压死的癞蛤蟆的风格。其实，这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，精彩正在于此。苏洵（1009—1066）北宋散文家。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字明允，号老泉。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应试不举，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、文安县主簿。长于散文，尤擅政论，议论明畅，笔势雄健。有《嘉佑集》。工于书法，气韵有余。苏辙（1039—1112），字子由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省眉山县）人,号颖滨遗老。与父苏洵、兄苏轼并称“三苏”。宋神宗年间曾任翰林学士、尚书右丞、门下侍郎等职，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，为文注重养气，风格汪洋淡泊，也有秀杰深醇之气。欧阳修（1007－1073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又号六一居士。汉族，吉安永丰（今属江西）人,自称庐陵（今永丰县沙溪人）。谥号文忠，世称欧阳文忠公，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我们再看看“一代文宗”的书法水平怎么样？欧阳修，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，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，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。又喜奖掖后进，苏轼兄弟及曾巩、王安石皆出其门下。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，诗、词、散文均为一时之冠。散文说理畅达，抒情委婉；诗风与散文近似，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；其词深婉清丽，承袭南唐余风。欧阳修善写楷书。苏东坡曾中肯地评述他的书法特色:“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，神采秀发，膏润无穷，后人观之，如见其清眸丰颊，进趋晔如也”。这段话不但明白地指出欧阳修的书法面貌，也同时赞誉了他的仪表风范，真是所谓的“书如其人”。《局事帖》是曾巩62岁那年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，这要从王安石说起。曾巩出身儒学世家，祖父与父亲皆为北宋名臣，唐宋八大家中有两位和他一生关系重大——一是老师欧阳修，二是好友王安石。他与王安石年轻时便交好，但为官之后，因政治理念不同，关系日渐尴尬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得神宗信任，推行新法，曾巩主动要求离京外放任地方官。他未曾料想的是，这一去竟是整整十二年。待到写《局事帖》时，已是满头白发的花甲老人。这十余年里，回京迟迟无望，曾巩的内心始终被豁达与沉郁两种情绪反复纠缠，此时，他收到一位朋友来信，或是有了希望，《局事帖》便是他写下的回信。这短短124个字的信中，曾巩将长年外放的苦闷直白道来，读来意味深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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