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萧克去南京开会，特意去见了刘安恭女儿：你父亲是革命烈士

图|刘安恭雕像

1985年6月28日，萧克赴南京开会，意外得知刘安恭的女儿刘邦昭住在这里，于是亲自登门拜访，同刘邦昭谈了良久。

说起刘安恭，在红军的发展历史，或者说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，曾占有一席重要之地，作为红军之中的一员高级将领，他在红军建军历程中，曾起到突出作用，却也起过反作用，因而在后来刘安恭牺牲以后，他的名字很少被人提到。

因为刘安恭过去曾起到的反面作用，他曾一度被人指为“托派”，萧克将军与刘邦昭在谈起这一点时，还曾动情的说：

“刘安恭怎么可能是托派呢，他是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来到红四军的，我一直和他在一起，他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，出生入死，牺牲在战场上，是革命烈士嘛。”

那么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？刘安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

与朱德并肩作战的

刘安恭与朱老总是好友，两人是在德国留学时认识的。

算起来，刘安恭本身出生于一个四川永川（今重庆永川）的书香世家，刘家在当地也是名门大户，父亲刘英山本身思想开明，1911年辛亥革命是，刘英山曾在家乡当地领导革命，推翻当地满清县政府，还被推选为当地的第一任民选县长。

有这样一个家庭，刘安恭自幼便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而且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刘安恭的思想自然也倾向于进步革命。

1917年，在父亲的支持下，刘安恭赴德国留学，并在柏林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专业。

除了了解到部分西方先进思想外，刘安恭还接触到了共产主义，并结识了朱德、章伯钧，在这些人的熏陶之下，刘安恭加入中共旅欧支部，在彼此谈论见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尽管文化水平高，但刘安恭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，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足以说明。

图|朱老总在德国留学时的照片

1924年，刘安恭启程回国，在成都电话局担任局长。

据曾任成都西城区政协委员的肖丽生老人回忆称：

“刘安恭在电话局平易近人，同职员上下关系融洽，享有较高威信。”

据说当时刘安恭在电话局当局长时，是属于有一定身份的人，并配备有一顶轿子，但刘安恭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另外刘安恭那时很喜欢踢足球，还经常在少城公园参加足球赛。

刘安恭在成都担任电话局局长，是当时四川军阀杨森亲自委任的，但杨森后来在军阀混战中，被挤出了成都，刘安恭也跟随杨森一起，撤退到了四川万县，杨森安排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，帮助自己招兵买马。

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刘安恭在杨部工作，肩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，恰巧那时朱德也被派到杨森部从事兵运工作，刘安恭于是在暗中配合朱德工作。

刘安恭这时候的作用便体现出来，他利用自己搞兵运的条件，暗中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，结果被杨森察觉。

就在危险关头，刘安恭及时察觉，在杨森的通缉中，潜到了武汉。

朱德后来也离开了杨森部，并于1927年1月，遵照党的指示，来到江西南昌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，任该团团长。并于4月，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。

刘安恭不久后也来到南昌，在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副团长。

图|1931年苏区中央局委员第一次全苏大会纪念（左三为朱德，右二为毛泽东）

两人后来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。因起义失败，朱德、陈毅在三河坝阻击国民党军队后，率领着一部分南昌起义的部队，参与了湘南起义，并在起义失败后，率部上了井冈山。

刘安恭则是在党组织安排下，前往苏联，在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，一直到1929年初，才在安排下归国。

1928年4月28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，共同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后来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，红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。

然而红军在茁壮成长之初，着实走过了一条弯路，尤其是在湖南省委派代表上了井冈山后，造成了红四军八月失败。

就在杜修经离开后几个月，刘安恭就上了井冈山。

1929年3月，红四军出兵闽西，在长汀县打了一个大胜仗，才没过多久，上海党中央就委派刘安恭为特派员，到红四军之中传达党的六大文件以及中共中央2月7日的指示信，并留在闽赣红军工作。

从上海一路直抵江西瑞金，刘安恭一路上历经艰辛，一直到4月3日才抵达瑞金。

当时刘安恭的到来，对于红四军而言，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因为红四军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刘安恭功不可没。

图|1931年，毛泽东中央苏区江西瑞金

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，自然是不用多说，他与刘安恭本来就是至交好友，对他的能力也有所了解，毛泽东尽管不认识刘安恭，但考虑到刘安恭时中央派来的人，对红四军的领导工作一定有帮助，也很欢迎他的到来。

刘安恭在到红四军之前，1929年3月15日，红四军决定将团、营改称纵队、支队，刘安恭任第二纵队参谋长，4月11日，红四军前委在于都举行可扩大会议，会议上决定，红四军主力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、四团在瑞金等县，执行消灭地主武装，发动和组织群众等任务。

刘安恭则跟随主力红军，在朱德、毛泽东、陈毅的领导下，参加前线的战斗，不仅推动了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，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苏区根据地。

尽管刘安恭是读书人出身，但领军打仗时有一定本事的，特别是刘安恭从回国后，曾在川军杨森部干过，在苏联系统的学习过军事。

而且刘安恭非常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。

萧克将军曾回忆：

“1929年4月，红军打下宁都后，住了几天，一天，我们在军部开会，一个陌生人走进来，经介绍才知道他是刘安恭，他给我们做报告，讲中央精神还讲政治经济学。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‘资本家采取不休止的传送带的这种技术方法搞生产合理化，使任何工人一秒钟都不能休息’。”

图|萧克将军晚年

朱老总时隔多年后，也回忆往事称：

“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，他们同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激战后，在河边休息，刘安恭对正在休息的部队讲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情况，他说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执政了，国际银行家正在扶持德国的资本主义，想把德意志共和国毁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筹划中，除非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，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，把中国变成和平进步的基地，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拦第二次世界大战。”

可问题出在刘安恭从中央带来的那封二月来信上。

中央二月来信指示

1928年6月18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。

大会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，虽然会议上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需要加强军事斗争的指示，但六大会议上对中国阶级的认识仍然是错误的，并将革命斗争的中心放在城市上。

图|中共六大会址

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哈林当时在会议上提出，中国革命目前仍然处于低潮期，提出应该分散红军的主张，中央也对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。

可这种想法无疑是脱离现实的。

朱德、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虽然曾经历过许多挫折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那时广大红军指战员，在连续地夺取胜利下，革命前景是非常乐观的，然而中央的二月来信指示，却给正在热情满满的红军指战员头上，浇了一盆冷水。

中央二月来信指出，朱、毛红军应该分散成小股组织，到乡村去开展斗争，并要求朱德、毛泽东离开红军。

鉴于这种情况，毛泽东于1929年4月5日给中央写信，明确拒绝中央的要求，并正式提议，组建临时军委，临时军委书记由刘安恭担任，并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。

毛主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，对提出组建临时军委的问题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：

“今年1月，四军从湘赣出发前往闽赣边界，每日行军作战，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，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，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，把权力集中到前委，前委直接领导之组织委员会，现因时间长而红军发展数量大，前委兼顾不过来，遂决定四军组织最高党部，刘安恭同志任书记兼政治部主任。”

图|中央二月来信的复印件

本意是想让刘安恭更进一步地了解红四军的情况，以便进一步向中央说明，但刘安恭自抵达红四军以后，对事实并不经过详细调查，反而偏听偏信一面之词，造成了红军内部的分歧。

值得一提的是一件小事。

1929年的一天，红军回师瑞金的途中，战士们饥肠辘辘，在扎营中，发现路边田野里有四头肥壮的野猪。

“这么肥的猪，肯定是地主的，贫苦老百姓家，谁能把猪养得这么肥呀？杀了它们，改善生活吧。”

战士们嘴上议论着，手上动作也不慢，就把这四头猪给宰了，那时朱德也耳闻了这件事，心里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儿。

图|中共六大上的共产国际代表——布哈林

当天晚上，战士们就吃到了香喷喷的猪肉，那时红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难能可贵有改善生活，那时大家想着毛委员还没有吃肉，特地做了一碗红烧肉送去，吃肉之前，毛泽东问了一句：

“猪是怎么来的？大家是不是都能吃到？”

供给部门回应称：

“猪肉是没收地主家的。”

毛泽东于是放心下来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就有老乡跑来告状，说他们家的猪被红军杀了，毛泽东经过调查后才发现，原来猪不是地主家的，而是当地富农经商买卖的猪，这一下毛泽东勃然大怒，还就此事专门召开干部会议批评：

“不经过调查，就杀掉了富农的猪，这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，是土匪行为。”

然而那时广大红军指战员觉悟并不高，大家都只是决定，只不过吃了老乡家里几头猪，就大发雷霆批评，有些小题大做。

图|红军时期的朱老总

更为关键的是，刘安恭也认为，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，在政治上干预太多，他对关系较好的朱老总坦言：

“毛委员怎么能对你这样呢？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，军队应该是司令部对外，政治部门不能对外，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。”

刘安恭的想法，是作为一个单纯军事观点出发来看事情的，那时的红军还没有明确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，因而刘安恭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。

几次会议上，刘安恭指名道姓的批评毛泽东，指责前委干预过多，他留学过来，吸收的是苏联的经验，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不大认同，认为是“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”、“自创原则”。

尽管那时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，但几次会议下来，争议并没有完全消除。

1929年6月8日，红四军前委在上杭白沙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，会议虽然取消了临时军委的设立，但争议仍未能解决，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一职，改由陈毅代理。

1929年6月22日，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，大会对建军原则进行了争论，会议由时任前委代理书记的陈毅主持。

然而，“七大”上对于红四军内部出现的争论依然没有解决，陈毅最终决定也只是各打五十大板，既批评刘安恭“把红四军分成派，说朱德是拥护中央的指示，而毛泽东时自创原则，是不符合事实的”，同时也对毛泽东、朱德提出了批评，而毛泽东因为因负责党代表与书记之重要职责，对争论负有较大责任。

图|红四军

“七大”上，陈毅当选为前委委员，朱德、毛泽东、刘安恭当选为前委委员。

毛主席后来对陈毅“各打五十大板”的做法十分不满，认为是在搞折中主义，于是离开红四军，前往闽西特委帮助工作，刘安恭也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司令员。

一直到后来，陈毅赴上海，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，经过一个月的讨论，由陈毅起草，周恩来审定的中央“九月来信”，这才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，并明确指出，毛泽东应仍为前委委员。

1929年12月28日，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，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会议，明确红军的性质，红军是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，

刘安恭牺牲

然而遗憾的是，就在陈毅启程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期间，刘安恭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

1929年10月下旬，红军在上杭之战中得胜后，向东江开进。

刘安恭率领第二纵队在攻打峰市的战斗中，与强敌遭遇，在战斗中，刘安恭身先士卒，与敌鏖战。在夺取虎市山头制高点时，遭遇敌人凶猛的火力阻挡，刘安恭见此情形，夺过战士手中的机枪亲自扫射掩护，过去刘安恭曾在苏联红军射击学校学习过，连续不间断的机枪点射，打的对面敌军抬不起头来。

二纵指战员一见司令员如此勇猛，一个个信心百倍地冲向敌人阵地，然而就在刘安恭率领部队勇猛冲锋时，一颗子弹突然击中了他的头部。

参谋长郭化若见状，急忙将司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，在前往永定县途中，刘安恭因伤势过重，最终牺牲于途中。

图|《古田军号》中，胡兵饰演刘安恭

我们在之前接触过的不少文章中，对于刘安恭的牺牲，在形容时都有“大快人心”的感觉，实际上这种描述是不正确的。

刘安恭行军打仗是很有一套的，尽管他在红军中只呆了短短半年的时间，但这半年时间里，刘安恭曾多次参与前线的指挥作战，并亲自率部勇猛冲锋，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，是很有声望的一名指挥员。

在刘安恭牺牲的这场战斗中，红军不仅攻克了虎市，还顺带击溃了敌军的两个营，此前的上杭作战中，刘安恭指挥得二纵勇猛突入城中，还歼灭了国民党省防军2000余人。刘安恭的牺牲，成为了红四军自入闽以来从未有过的损失。

最遗憾的是，刘安恭没有看到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，也没有看到后来在福建古田召开的“九大”。

刘安恭牺牲时年仅30岁，女儿尚未出生，因为牺牲得太早，刘安恭没有留下照片，他的亲人们也只能通过口口相传，来了解刘安恭的生平。

刘安恭的外孙赵广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：

“外祖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长相。但，从其他家人那里打听到，外祖父身材颀长，皮肤白皙，从小性格活泼，是一个喜欢搞怪的年轻人。年轻时，尤其热衷进步先进思想。”

图|中央九月来信

那时的刘安恭从国外学成归国后，家人们也只是知道他参加了红四军，但究竟具体是干什么的，并不清楚。

刘安恭参加革命后，基本上与家人就断了联系，资料的短缺加上刘安恭尴尬的处境，以至于有关他的情况，家里都不太清楚。

刘安恭的女儿刘邦昭在建国后，通过不断地走访，一直到1984年才逐渐了解了刘安恭的生平。

1985年4月，总政有关单位经过查证后，从实事求是的角度，为刘安恭正名，确认他为革命烈士，民政部门还专门为他颁发了“革命烈士证书”，并为他立传。

刘安恭的事迹才得以为大众所熟知。